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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保民 第一章
 
第一章
   
                     一
                              一个披着黑纱的骷髅头咬着我的手指
                              恍恍惚惚的路灯在雪地上照出了我死
后的光明
——摘自雅科布的歌
 
  我有时忽然想到,对于生者和死者的对话,就像那些充满感伤的话语,以及难以抑制的悲情。想象当年至今犹是记忆欲新,那人的身影时时浮在面前,那种牵肠挂肚的声音似乎总从某个地方传过来,仿佛仍旧站在昔时那个老地方,发表他的高见。以至我们能够听见那些断断续续的声音。人为什么说走就走了呢?走得飞快,在我们还没有回过神来时,他就隐退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三十多年以后,我来写这篇文章,从道理上说实在显得微乎其微。自己不仅思维贫乏,胸无点墨,犹如一个两眼摸黑的瞎子。而且有点贻笑大方,就算勉强稍尽绵力,为理想中的道义伸张一点自以为义正辞严的言辞,只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似乎颇堪自律,以免编造中人为地出了差错,甚至以讹传讹、无端地虚构那种枯瘪任性陌生而卑下以至满脑怪谲的孩子式的呓语……

我感到羞愧,我感到力不从心,我在某种难以述说的情境里苦苦挣扎。我幻想着自己能够冲出这座人为垒筑的土堡,就像当年钱钟书笔下的陆鸿渐——终究有那么一天能够冲出围城一样。
话语最是无力,而偏偏必须加速度把它攻克下来。尤其眼睛一合,总有那些记忆中的人儿事儿跟着,几乎无法使疲沓的心稍得片刻的安宁,仿佛处于台风中心的一处危房,随时有倒塌和毁灭的危险——即使这样了,那颗心依然顽强地渴望着解救。虽说那些玄秘智慧毕竟只属于少数人,我呢,更又等而下之,但那又怎么样呢?
据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这一次在拥有者的人看来,说不定还没看见它的重要性,而对于死者来说,简直判若鸿泥,其差异何止十万八千里。此即常言说的:天渊之别罢。


         一生中,我看待文字就好像我初识它们一样。
——海明威

现在言归正传,把笔指向三十多年以前:有个17岁的少年,路经一个叫梳妆岭的荒寒地方,就在刚刚别过身子转过山坡的一霎那间,被一排机枪迎面扫来,结果饮弹毕命。这孩子叫廖桂,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十五年眨眼过去。一个参加过著名的淮海战役的老战士,却在疾患面前一下子崩塌下来,死于中风。据称死时气喘如牛,其痛苦自不待言,其妻不忍目睹他挣扎的惨状,忍着悲泪抽掉了他赖以生存的氧气袋。这个死者叫杜木生。
也才过得六个年头,一个素以肝胆照人的某公司出纳员,突患急病住进医院。有关人员自是竭力抢救。
听说他所在单位效益好,院方动员著名专家会诊,为了延长出纳员的生命,竟“破例”在昏迷中又决定紧急启动“在喉管下开一个小口”的应急方案。但即算如此上下齐力,可惜其病来势凶猛,结果仍是不治。可怜他辗转病床达九个月之久,毫无意识地说是活着,延续着他的植物人的生命。然而终竟还是被死神拉走:他叫李进。死时仅差一岁四十。英年早逝,许多人哭他。
时间飞快,又过了六年,一个近九十高龄的白发诗人,死于老病,遗下众多儿孙,还留下满屋的诗和画,都出自于老人的手迹。老人自号“拙老”。
四个死者,遭际迥异,没有一个相同。好像历史性的总结,最后都归结之为:死亡。 
由此我们对死亡才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也由此我们终竟而了解了什么叫死亡,什么叫命运,以至了解了人的最终那个结局的哲学意义。

按照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说法:“有多少民族就有多少天帝约夫,就有多少名称……”的说法。同理,对于这个让人心惊胆颤的死亡也肯定有多种理解,出于对可悲的象征的同情,特别我在本书开章第一页就这样大张旗鼓地放笔“死亡”二字,仿佛很有晦暗和不太吉利的样子,而且读者捧书在手,一看到这样的字眼,想必也会气短,先就提不起兴趣——没有看头,人都死了,有什么好说的。本人接受意见,从善如流,这样改写一下,如何?
那个叫“拙老”的老人,写了一辈子的诗,画了一辈子的画,也受了一辈子的苦,终算到了那一天得到了上帝的怜悯,欣然下旨将之纳于“白皮书”之内,他于是含笑口称领“旨”——人虽去了,儿孙辈一片哀悼,甚是可歌可泣,甚至可圈可点。
倒是那个做出纳员的李进,听说耗资单医药费就高达十八万人民币之多,而且颌下至死还带着一个小口儿,就如摆设地摊的货物样,竟向“路人”陈列自己的躯干达9月之久。死得悲惨!死得难堪!就算赢得众人挥泪一哭,那气魄早就让人气结。说是英年早逝,这“早逝”似又比不上“早死”或者“老死”来的爽快。
淮海战役是我党我军最是轰轰烈烈的一场战役,杜木生得历史之便,得以在此战役中出生入死,也算得是他的一个造化吧。即使之后有中风之类的病死跟着,那也算不上一回事了。就算气喘如牛鸣,但当年的风光却是的的确确就书写在那座壮哉雄伟的纪念碑上的。试想,他倒是值得或是不值得呢? 
成为说辞的,至今仍立在我们心里的,似乎只有那个十七岁的少年了。他才待长藤开花结果的一株破土而出的幼苗,有谁会猜到他的一生竟短促到那个地步,可算得是“昙花一现”。这样稚嫩的小芽在没有长成一株参天树木时就遭遇天灾人祸,以至惨遭杀戮,别说那花儿本身它在想象中的悲哀,就是说话的、听讲的、看文章的、读书的——所有的人都要气短,真是悲剧性的英雄气短啊!

唉,我这样改写照着写下来,仍是一个气短,也毫不引人入胜,真要命,了不得。不过我不妨再换个样子——
一个老者的一生,死于老病,究竟也太老态龙钟,倒是中年时走的好,自己显得光鲜体面,就是心理上似乎也很得别人称赏,说此人啊,年纪轻轻,事业有成只是英年早逝,也是憾事。但即算憾事,也还说得过去;再不然,像杜木生那样走法,却又病得让人不敢恭维。仿佛说来说去,还是刚刚步入人生时走的话,说是好,是说这样走得干脆利落,两手虽然空空,究竟是要轻松点的,就像在旅途中一样,能够“无所挂牵一身松”正是求之不得呢。虽大家迟早总有一死,便有这许多不一样。

不过,仍不理想,文章再改一下吧:
一个叫廖桂的少年,被击中的一刹那,看见自己穿一身军装,腰系宽皮带,手里还揣着一挺机关枪,军号嘹亮地在耳边响着;又好像自己躺在雪白的病床上,旁边围着医生和护士,自己也晓得不能讲话,喉管处开有一个小口,只有微弱的气息时而流进时而流出;不,我是老了,我看见我满口满腮的白胡须,我坐在靠窗子前的那张书桌边,上面摆满笔墨书本,我靠在竹椅上,一时望望窗外天上的云彩,一时又满腹心事地看着自己几十年心血的结晶物:当然是指他写的诗和画的山水画。一叠一叠,一摞一摞,一本本,就放在桌上, 堆在柜厨里和放在床头。他心里有一种安然感。他困了,乏了,要睡着了一会儿也就睡着了,一屋的黑影。那是一张漫天撒起的大网,他就是网中的一条小鱼。小鱼儿被网在网中,黑天乌地,不知所终。是谁在走动?是谁?你是谁?就像英文“Who are you”写的一样,再喊不应。
文章写到这个地步,算得是渐入佳境罢,我在心里也在督促着自己:小子,快写啊,抓住它,这一星星小小的灵感,写下去,不要错失良机——
于是,仍一路改写下去:
一个青年起了一个早头,走过一个叫梳妆岭的地方,被人一击毕命。尸体血污横陈地横在一块水稻田里。他是从山坡上被击中一路滚跌于水中的。

                    三
                           你崇高的面容太明亮,
                           以至不适宜于人类的目光,
                           因此你才蒙上黑色宁静的智慧的色彩
                                ——弥尔顿:《沉思颂》

他以为自己死了,当然是死了,看那水都红了的,那是他流出的鲜血染红的。那个伤口里仍在咕咕地直冒着鲜红鲜红的血浆,热热的,仿佛刚从某个锅盆里倒出来一样。唉,他想不到他竟死了,叹一口气,却睁开眼来,原是在做梦。一个噩梦!他看见自己好好精神的,瞧见那镜子里的形象了吗?——自己好不威风体面:一套崭新的军装不长不短仿佛是量体裁衣一样正是那种出奇的得体、漂亮,一颗红五星闪闪发光和帽檐下稍显幼稚的一双机灵的眼睛。真是一张绝妙的赋有传奇色彩的军人快照。仿佛自己早已参加了革命,是一个饱经磨练沙场的老战士,手里紧紧握着一挺机关枪:一切都是天造地设,包括此刻的威风和神气。他觉得好笑,原来自己竟是这般爱美。在镜子前他照来照去,仿佛一个芳华绝代的美女,似乎总那么地迷恋着镜子里的直觉。突然,他好像做梦一样,该死的梦,他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病床上。那雪白的病房里,到处躺满了病友,和他一样,一面吊着大大小小的瓶子打点滴,一面彼此唠叨家常。只有一点不一样:他不能动。他像一株植物样横亘在病房的一隅。他眼睛睁得老大,望着自己的喉管旁插有一只铜管,上面盖片纱布,里面似乎有气息出入,微微地一上一下地飘动着。再仔细看那个洞口时,原来是自己的一张嘴,正映掩在一部显得茂盛的白胡须的海洋中。难怪呢,看见在飘动着,且上下飞扬呢,却是那丛胡子。可不,他正躺在一张临窗的竹躺椅上,矮几上犹自泡着一杯绿茶,也是他家里人说的,这茶吃了不仅健脑而且能够预防癌症,真是莫名其妙的“绿茶”。他想起来了,每天他自己不是这样地做着生活吗?旁边摆着那张桌子说是他的书桌,这是一张脱光了油漆的老式课桌。也不知他们是怎么搬弄来的,说是从学校里抬来的嘛,又不怎么像,上面堆满了他的文稿画稿,还有报刊杂志,还有书籍纸张,当然也有琳琅满目的药瓶。只是地方太狭窄,弄得床头床尾就像唱歌中的那个陶先生唱的“床头床尾都是书”一样,又像一个战地图书馆的样子。他又想到,这房间也太安静了,这样寂静,寂静得简直有点奇怪,连一点声响都没有。前人说“静”总爱用一句“山静凝太古,鸟鸣山更幽”的古诗;而且光线也越来越暗,该点灯了,孩子妈去哪了?怎么一个人都不见了?开灯吧,求你们了,就算我求你们好不好?我不喜欢摸黑,一瞧见黑灯瞎火心里就憋得慌,即使不做事,白白躺着,我仍要看到亮光。翻本书都难了,要我叫吗?人哪去了!简直,真是的,一屋子懒虫!省电省钱吗?穷到这一步了吗?我自己开,去开……我是病了吗?怎么回事?我连脚都挪不动了?仿佛踩在云端里一样。天啦,怎么啦?我离不开这张床,这张叠得高高的棉被的病床吗?

他在咕哝中,反复咕哝中,听不见了那气息俱无的空间,仿佛完全溶进了一片混沌或者一片虚无之中……




                             十七岁,你非常浪漫
六月的夜!十七岁!—— 一醉方休
这时,咏叹的歌声在你唇上停住
——摘自兰波的诗歌 
  
他挣扎着朝山坡爬过去,是的,是挣扎着用仅存的力气向那里爬过去。使得那像散架了的身躯后面拖了一条血迹斑驳的阴影,这时候,眼里闪烁着红光绿光仿佛“加普勒光谱”在慢动作中变得更加绚烂夺目,而在脑海里先前那么交战的生死大会战此刻才算是曲终人散,摁着的生的欲望似乎一下子高涨起来。当然,这种时间非常简短,也就是那么一两分钟,结果还是在最后一线余光中,他企望的一切都远远地飘得很远很远,以至于黑暗终于降临。
当人们围住他的尸骸惊呼时,他所示给人们的印象除了血污的恐怖和那面目全非的脸蛋之外,感叹和伤感的统一体对他来说,几乎是不肯服从的梦魇,他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其中,饶有兴趣地倾听别人的议论,仿佛这种时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时候,仿佛这种事情也更像一种人生(如果这也是他人生的一部分的话)的享受,他无须任何乔装打扮,也无须刻意再去酌量是否有益或者有害的分析,甚至不管别人会对他的怪异或发火,反正他都是无须再去予以注意的了。他毫无夸张地迈着四方步,他甚至感觉到一种绝对的安然和幸福,他有一种自由感——
果然,从三三两两几个围观者的嘴里吐出了下面几个短句:
“啊,这样死了,多可怜!”
“怎么这种年轻就死去了?”
“真可怕!还是枪子打的。看,那么大的一个血口……”
“是谁?凶手是谁?谁杀害了这个无辜的孩子?”
“警察来了没有……”

在此之前,他曾挣扎着抬起下巴,几次三番企图从那冰冷的稻田里拔出身子,已是出气多进气少。他极其艰难地意识到,我不能倒下,我要挺住,他在某种虚弱的幻觉里似乎看到更多的人和听到更多的声音,仿佛洪水哗啦啦一波一波地向着他铺天盖地的打过来又扑过去,似乎有一道黑影正模模糊糊挡在他面前,他想象着举手用力挥去,他也想象着这或许是一场噩梦吧,只要天一亮,一切就会消逝的……
他挣扎地抬起下巴,艰难地一寸一寸地向着彼岸挪过去,似乎连痛苦也躲开了他,只有不断地从创口里蹦突着的鲜血顺着田地的秧苗“滴答”、“滴答”地流下去,与身下的泥水汇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包围圈,将他紧紧围住。他的一切努力在无望中终告失败,他伸出的一条手臂已是无力抬起,但手指仍固执地指向某个地方,仿佛在指证凶手的行踪,似乎在潜意识中指向犯罪者的方位……
当然他再想不到,廖桂他怎么会想到呢?或者别的人包括他的女朋友王凤包括队长老婆黄姐甚至也包括和他天天在一个锅里舀饭吃的那些建队的战友们,无论杨枝建队还是尚同建队或者古灵建队,那些小兄弟们也始料不及:他竟死了。
死了,死于一起意外的枪杀,一种无法用语言将之黧清的他杀。也许就连持枪瞄准他进行扫射的那个民兵,一个叫刘彪山的粗蛮汉子,也一准不会知道。据称这个叫刘彪山的民兵也并不认识廖桂,和他毫无利害冲突,因此谈不上刻意谋杀。而仅只在梳妆岭上的某处山坡,一个距柳林市不到十二公里的山坡上枪杀了一个无辜青年,你们若是硬说这是刻意的安排或者只在一时的刺激,只在来个小小的开心——仿佛都不是的。仿佛他们两个只是某种偶然:在一个不相宜的场合和一个不相宜的时间相遇上了,杀的和被杀的、仿佛两者毫不相干。

我们常用一些带哲理性的句子武装自己,说些只有那个圈子里的人 才能弄懂的句子,例如:在和平中你寸步难行,在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又如:我头脑中有个广阔的世界……我宁可粉身碎骨一千次,也强于将它留在或埋在我心中……
我不愿再引述下去。此时,我们只有感慨、只有悲悯,或者只有怨愤,深感世上凡是好一点的器物甚至包括那些民间常用好人将之拟定的美的东西,寿命一律不长!似乎上帝(我这里特别提到老天,目的只想在众多纷纭的历史性言辞中有意将之拈出来,就像老农在簸箕里细心的挑拣那些秕谷杂草一样),上帝也好,老天也好,他们都是麻木不仁的,他总是对好的人、好的事物疑虑参半,甚至总爱戴上一付有色眼镜,深恐这些美的东西太过完美,以至抢了他的镜头。说什么好人有好报,那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误读。

于是,你们如果要怪倒是要怪那座横亘在地平线上的那座梳妆岭:你千不该万不该竟然挡住了人们的视线,竟然人为地制造了若干的坡道——所以我们不如骂它一句:枉自青青绿绿有山有水,你不知道指出生命之源;你枉自高高低低有峰有谷,却人为地设置了种种障碍;你枉自在你那本字典里也有风有雨,却惟独缺少了“同情”两个字。而且木然地毫无人性地不打半个招呼:断送了一个有为青年的前程,使他在此长眠不醒!
我们也要怪那些能报凶吉的喜鹊儿,因了你的失职渎职,你使一个年轻人走向了不归之路;是你的疏懒所造成,是你一时迷失了本性。那几个早上你为什么不来队长家门口那株榆树上站岗放哨呢?难道是怕了队长家里那只大黄狗?
除了那几只“自翔”为预言家的喜鹊之外,我们还要提提黄姐,这位队长的贤内助。别看她头上没有几根“黄脑毛”,在全村里却只有她管的事特别多——村前村后一应大事小事似乎都离不开她,尤其好管那些城里来的学伢子,更非她莫属。他们或她们有什么困难似乎连队长也不知如何管得过来的事,对她而言却是轻而易举。她自称是观音菩萨,统管人间百事,因此大家都称她是活观音,再进一层便叫她黄姐。她又最爱挨门蹿户,东家长西家短,什么事都瞒不了她。那几天她嚷着牙疼,队长丈夫说不是病,她偏握着嘴直说真要命——可不,一听说廖桂出了事,她拍着额头便大哭出声,一连几个追问:“是那个没人性的,砍脑壳的,没有良心的,害了我那小兄弟?”队长靠在门口,蹲着,抽着旱烟,眼睛直勾勾的望着地面,仿佛那里藏着可资取证的物证。

廖桂在生产队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他有一颗聪明的头脑,哪家的鸡发瘟猪不吃食,他几乎都能贡献一个办法。村里人都夸他是个有出息的好青年。在运动初初来临之际,村里人老实,仍将城里来的学生仔和队里的贫下中农的子弟一般看待;晓得他们是来接受锻炼的,更是爱护有加。.尤其几个老农常常在一起拉家常时,总爱说这些青年有志气,仿佛比自己的子弟还要争气。廖桂是那帮知青的领头人,更是好得出奇:每天早出晚归,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别人已经吃饱在村前村后闲聊了,他还在地里,天黑得不见五指,才挑起一担柴禾匆匆从村外赶进村里来。

出事前几天,老农还听说了他的一件趣事,而老农们听了后,无不替他捏把汗,说那种事恐怕不吉利得很。廖桂反说他们迷信,一笑带过。我们后来也知道那事,当然是从王凤嘴里说出来的,也的确玄乎其玄,那里所包含的意义是什么呢?的确让人深以为怪,似乎处处显得怪谲恐怖——
据说那天天色已经全部黑了,出工的人们早就收工回家了。那时,只有他一个人,面对孤单寂寞,他还在捆一担茅草。照以往的经验,干这种事完全是小事一桩,而且这一担草也并不很重,还不到一百斤,谁知接连几次,只要挑起来,草绳就断,已经接了两三次了,仿佛还要折断的样子。廖桂觉得奇怪,但力气差不多用尽,反正也晚了,歇下再走也一样。于是他顺着坡势坐下来,坐了一小会又站起来去逆风处小便。才待方便之际,猛抬头见个妇人,脚旁边点一盏煤油灯,火光摇曳,荧荧如豆,发着绿光。那妇人眼睛一动不动的望着他,目光无神,呈青色,仿佛还有一种力,邪恶地似乎伴随着冷冷的空气,一直向他吹来。廖桂一急,尿也不解了,担也不挑了,便要走人。谁知他不过困极了睡了一个梦呢……

他悄悄地把这个梦和王凤讲了,王凤又和平时几个要好的老农当面特为此事咨询了一番,仿佛事情严重到非如此不可,深感不安还在其次,而惟恐这里还含着什么不利的因素……
一直到廖桂出事的当天,王凤还拉着他的衣角,千叮嘱万叮嘱,叫他处处小心,为此还特特地跟着他回市里去开会,又跟着他连夜回来。所有这一切也许都在冥冥中透着偶然。例如那天,临出发之时,他按照惯例先把裤腰带勒紧些,抽一抽,再将那件洗得发白了的蓝外衣的扣子,从上到下,一颗也不剩,一律全扣,仿佛军人喜欢的军容一样。先前爱穿的军衣仔细的捆成一团,抱去塞在朋友家。说:“我这是为了安全,免得别人生疑”。那时“武斗”成风,穿绿军衣相当普遍又相当冒险,一些学生常因此被冷枪打死。他身子本来单薄,被晚风一吹,连打两个冷颤。王凤说明天走好了,今天太晚,又冷,好像要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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